第61章 英使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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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二十一年正月的京城尚裹在残雪里，正阳门瓮城的铜钟敲过卯初，英国使团的三辆双轮马车便碾着冻硬的土道，朝紫禁城迤逦而来。阿美士德勋爵隔着糊满明纱的车窗，望见宫墙转角处掠过一片月白色檐角，檐下悬着的鎏金铜铃正被北风撞出细碎清响——这与东印度公司报告里“闭塞而野蛮”的描述相去甚远，直到望见端门城楼上“数据房”朱漆木牌在晨光中反光，他的手指才不自觉叩了叩膝上的羊皮文书。

乾清宫东暖阁内，嘉庆帝的手指划过《英吉利贸易数据汇编》最后一页，墨笔圈注的“呢绒占百分之六十三，茶叶占百分之七十八”在明黄绢面上格外醒目。案头琉璃灯映着窗外飘雪，将他鬓角的霜色染得更重。自十年前数据房并入军机处，这般用算筹推演国策的场景已不知凡几，但今日要面对的，是继马戛尔尼之后第二支叩关的英国使团。

“启禀万岁，英使已至懋勤殿候见。”奏事处太监的通报惊起案头铜镇纸下的舆图边角，那是数据房新绘的《广州港十年货物流向图》，墨线间密注着各国商船到港次数、所载货物及税银数目，英国商船的朱红标记在黄埔滩头连成密集的点。嘉庆帝将《中英货值对比表》往袖口一压，锦缎袖口拂过案头叠成方胜的算筹，那是昨夜与首席数据官陈杰反复核验税率时留下的。

懋勤殿内，阿美士德的礼帽刚触到青砖，便听见上座传来沉稳的汉语：“贵使可知，尔国商船所载呢绒，十年间从广州港运走多少白银？”未待翻译转译，御前太监已捧出丈余长的黄绫横轴，图上红格白字分列中英货值：乾隆六十年至嘉庆二十年，英国输入呢绒货值累计三百二十万两，中国输出茶叶货值达五百八十万两。

“更紧要的是税银。”嘉庆帝指尖划过“呢绒进口税银百分之十五”与“茶叶出口税银百分之八”两处朱砂批注，“尔国商人抱怨关税苛重，却不知我大清对茶叶只征八分税，反比对呢绒多征七分。”数据房典簿捧着算筹盒趋前，三十六枚枣木算筹在黄绫上排出关税比例，“若按贵国所请‘片面最惠国’，他国税率低于我朝时，尔等亦可同享——”皇帝忽然冷笑，“但请问，贵国对我大黄、瓷器可曾少征半分？”

阿美士德的蓝眼睛在数据图上逡巡，最终落在“历年货值波动曲线”上：嘉庆十五年英国羊毛减产导致呢绒价格飙升，却恰是中国茶叶出口量激增之年。他忽然意识到，这些看似冰冷的数字背后，是清国对进出口货物的精准掌控——当伦敦商人还在为广州十三行的议价能力头疼时，北京的皇帝早已让数据房将十年商情织成了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