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5章 《方言的抵抗与诗意的栖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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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的抵抗与诗意的栖居》

——论树科《我噈喺想讲白话》的语言政治与存在之思

文\/元诗

在普通话如潮水般冲刷方言堤岸的当代语境中，树科的粤语诗《我噈喺想讲白话》以倔强的方言姿态，构筑了一道抵抗语言同化的微型堡垒。这首诗表面是对方言书写权利的申辩，深层却折射出全球化时代个体在语言暴力下的存在困境。当诗人用\"我噈喺想讲白话啫\"开篇时，这个看似简单的声明已然成为一场文化政治的宣言——在标准语霸权面前，方言不仅是交流工具，更是承载记忆、情感与身份认同的存在之家。海德格尔曾言\"语言是存在之家\"，而这首诗恰恰展现了当这个\"家\"面临强拆时，诗人如何通过文字的砖瓦进行顽强的重建。

从文学史维度审视，方言写作始终与权力话语构成紧张对话。明清小说中《金瓶梅》的山东方言、《海上花列传》的吴语对白，到当代韩少功《马桥词典》的方言考古，莫不是对官话正统的温和反叛。树科这首诗的特殊性在于，它将方言的生存危机直接主题化，使语言本身成为诗歌表现的对象与抗争的场域。\"用粤语啲中文、汉字\/写下自己心度嘅事情\"这一朴素愿望背后，是维特根斯坦所谓\"私人语言\"不可能性的深刻悖论——即便最个人化的情感表达，也必须依赖公共语言符号，而当这种公共语言被权力垄断时，个体的言说便先天地被抛入了政治战场。

诗歌第二节的\"阴谋论\"意象值得玩味。将语言选择阴谋论化，恰恰揭示了当代语言政治的荒诞性。\"家阵阴谋论肆意\/而家冇边个冇得篱笆\"的感叹，描绘了人人自危的话语环境。福柯笔下的\"话语即权力\"在此得到生动印证——当粤语书写被臆想为与\"煲冬瓜\"（普通话谐谑称呼）争夺话语权时，语言便不再是中立的媒介，而成为权力角逐的武器。诗人\"气煞人也\"的愤懑，正是弱势语言使用者在遭遇符号暴力时的典型反应。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情绪在普通话书写中可能被稀释，而通过粤语特有的语气词\"啫\"、\"嘟\"、\"啦\"等，获得了更为本真的表达，验证了巴赫金\"语言杂多性\"理论中关于方言更能传递情感体温的论断。

诗歌结尾\"以己之心度人啦\"的劝诫，暴露出诗人面临的阐释暴力。伽达默尔的阐释学提醒我们，任何理解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前见\"，而当这种前见被意识形态固化，就会形成对异质话语的压迫性解读。要求粤语诗人自证清白\"不是争夺话语权\"，无异于强迫边缘群体用主导语言为自己的差异辩护。德里达解构理论中的\"白色神话\"现象在此显现——将某种语言（如普通话）自然化为普适标准，而将其他语言变体标记为特殊、可疑的他者。诗人无奈的叹息中，我们听见了所有少数话语在遭遇\"为何不能和大家一样\"质问时的共同悲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