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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中 “各有各嘅，各有各各嘅，各各嘅不幸，各各嘅幸福” 的排比句式，构建起多元价值并存的叙事空间。这种复数表达打破了传统诗学中对幸福的单一界定，呼应了德勒兹 “差异与重复” 的哲学思想。每个存在者的幸福都是独特的奇点，不存在普适性的标准。这种书写策略消解了宏大叙事对个体经验的遮蔽，使诗歌成为记录微观历史的载体。
与里尔克《给青年诗人的信》中 “好好忍耐，不要沮丧” 的劝诫不同，树科的诗歌拒绝提供任何答案。这种开放性的结尾，使文本具有无限的阐释可能。正如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所言：“理解始终是一种对话过程”，读者在面对 “各各嘅幸福” 时，不得不调动自身的生命经验参与文本意义的建构，从而完成诗歌从创作到接受的完整闭环。
四、地域书写与普世价值的辩证统一
《我嘅幸福》的粤语表达并非封闭的地域狂欢，而是通过方言的特殊性指向人类共同的精神困境。这种创作路径与加西亚?洛尔迦的 “安达卢西亚诗歌” 异曲同工，地域语言成为连接个体经验与普世价值的桥梁。粤语中的市井气息与哲学思辨的结合，使诗歌既保持了鲜活的生活质感，又具备形而上的思考深度。
在全球化语境下，这种方言写作具有双重抵抗性：一方面抵抗文化同质化对本土语言的侵蚀，另一方面抵抗消费主义对精神价值的异化。诗人通过粤语这一载体，将个体对幸福的追问上升为对人类存在状态的终极思考，实现了地域书写向普世价值的升华。
结语：未完成的诗学命题
《我嘅幸福》以其独特的粤语表达和存在主义思考，为当代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诗人以提问代替回答，以碎片化的对话解构整体性叙事，在语言的裂缝中窥见存在的真相。这种创作方式不仅拓展了诗歌的表意空间，更引发了读者对现代性困境的深刻反思。当我们在珠江畔重读这首诗时，听到的不仅是粤语的乡音，更是人类永恒追问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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