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汉景帝刘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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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景帝刘启的时代背景

1．西汉初期的政治格局

西汉初期，政治格局呈现出中央与地方诸侯势力复杂交织的态势。在地方上，诸侯王势力逐渐坐大，成为中央政权的潜在威胁。这些诸侯王拥有广袤的封地，掌握着当地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大权，他们在封国内自行任免官员、征收赋税、组建军队，俨然独立王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王的野心不断膨胀，对中央政权的离心力也日益增强，严重影响了国家的统一和稳定。

当时的政治制度框架是郡县制与封国制并行。郡县制由中央直接管辖，地方官员由朝廷任免，有利于加强中央集权；而封国制则赋予了诸侯王较大的自主权。这种并行的制度在初期有助于稳定局势、安抚功臣和皇室宗亲，但也为后来的政治动荡埋下了隐患。中央政府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逐渐加剧，如何平衡两者关系、加强中央集权，成为西汉初期统治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2．经济与社会状况

西汉初期，经济在长期战乱后逐渐恢复与发展。农业作为基础产业，受到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汉文帝和汉景帝推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降低田租，将田租由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还推迟男子服役年龄、缩短役期，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水利灌溉设施不断完善，铁制农具和牛耕技术广泛应用，使得粮食产量大幅增加，农业生产得到显着发展。

手工业也呈现出繁荣的景象。纺织业技术精湛，生产出的丝绸质地优良，不仅满足国内需求，还远销海外；冶铁业规模扩大，铁器的种类和质量都有了很大提高，广泛应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各个领域。

商业方面，虽然政府实行重农抑商政策，但商业活动依然较为活跃。城市中出现了繁华的商业区，商品种类丰富，贸易往来频繁。

社会阶层结构主要分为皇室、贵族、官僚、地主、农民和商人等。农民是社会的主要劳动力，他们辛勤劳作，但生活依然较为困苦。商人虽然富有，但社会地位较低。总体而言，西汉初期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为社会的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3．文化思潮的影响

西汉初期，黄老无为思想盛行，对政治、经济和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政治上，统治者奉行“无为而治”的理念，不过多干预地方事务，让百姓休养生息，这有助于缓和社会矛盾，稳定政治局势。在经济方面，黄老思想主张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鼓励自由发展，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政府轻徭薄赋，降低田租，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

在社会层面，黄老无为思想倡导顺应自然、和谐共处，使社会风气相对宽松，百姓生活较为安定。

除了黄老无为思想，儒家、法家等文化思潮也依然存在。儒家强调道德伦理和社会秩序，虽然在当时未占据主导地位，但为后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法家思想注重法治和中央集权，对西汉的政治制度建设也有一定的影响。这些不同的文化思潮相互碰撞、交融，共同塑造了西汉初期多元的文化格局。

二、刘启的生平轨迹

1．幼年与太子时期

汉景帝刘启出生于公元前188年，出生地为代地中都（今山西平遥县西南），他是汉文帝刘恒的长子，母亲是汉文帝皇后窦氏（即窦太后）。彼时西汉初定，虽历经战乱但社会渐趋稳定，刘恒在代地为代王，刘启便在这样相对安稳的环境中成长。

幼年的刘启生活在代国宫廷，接受着皇室的教育与熏陶，学习治国理政、经史子集等知识。汉文帝即位后，刘启的命运迎来重大转折。汉文帝元年正月（公元前179年），由于原代王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而窦姬长男刘启最长，在公卿的请求下，刘启被册立为皇太子。

成为太子后的刘启，身份地位的提升让他有了更多参与宫廷事务和政治活动的机会。然而，他早期的一些经历也展现出了鲁莽暴躁的性格特点。例如，在弈棋事件中，他因与吴王刘濞之子下棋发生争执，竟用棋盘将对方打死，这一冲动行为被刘濞怀恨在心，也为日后的七国之乱埋下了隐患。但总体而言，这段太子时期的经历，为他日后登基为帝、治理国家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2．登基为帝

文帝后元七年六月（公元前157年），汉文帝驾崩，同月丁未日，刘启即位，成为西汉第六位皇帝。他登基时，面临着复杂严峻的政治局势。地方诸侯王势力依旧强大，他们拥兵自重，对中央政权构成巨大威胁；边疆地区，匈奴时常侵扰，边境百姓不得安宁；国内经济虽有所恢复，但仍需进一步发展以增强国力。

面对这些问题，刘启采取了一系列初步统治策略。在政治上，他继续推行汉文帝时期的黄老无为、与民休息政策，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以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他开始关注诸侯势力问题，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逐步削弱诸侯王的势力，加强中央集权。

登基仪式庄严肃穆，在长安未央宫举行。刘启身着龙袍，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正式宣告继承大统。这一仪式不仅象征着权力的交接，也标志着西汉王朝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3．在位期间的重大事件

（1）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是汉景帝在位期间面临的一场重大政治危机，其起因错综复杂。早在刘启为太子时，因弈棋事件误杀吴王刘濞之子，便已埋下仇恨的种子，刘濞自此怀恨在心，暗中伺机谋反。西汉初期，诸侯王势力坐大，他们在封国内拥有高度自治权，经济实力雄厚，军事力量也不容小觑，对中央政权构成了严重威胁。汉景帝即位后，采纳晁错削藩的建议，着手削减诸侯王的封地，这一举措直接触动了诸侯王的利益，成为七国之乱的导火索。

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吴王刘濞联合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等六位诸侯王，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叛乱。叛乱初期，叛军来势汹汹，迅速占领了大片土地。吴王刘濞亲率二十万大军从广陵出发，渡淮西进，与楚军会合后，向梁国发起猛烈进攻。梁国是西汉的重要藩国，在叛军的攻击下，梁国城池接连失守，形势岌岌可危。

面对严峻的局势，汉景帝起初试图通过杀掉晁错来平息叛乱，但并未取得成效。随后，他果断任命周亚夫为将，领兵平叛。周亚夫采取了避其锋芒、坚守不出的策略，先让梁国与叛军正面交锋，消耗叛军的有生力量。同时，他派遣轻骑兵切断了叛军的粮道，使叛军陷入了粮草短缺的困境。

在坚守数月后，叛军因粮草不济，士气低落，不得不主动发起进攻。周亚夫抓住时机，指挥军队进行反击，一举击败叛军。吴王刘濞见大势已去，率领残部逃往东越，最终被东越人所杀。其他诸侯王也纷纷兵败自杀或被杀，持续了三个月的七国之乱被成功平定。

七国之乱的平定对西汉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沉重打击了诸侯王的势力，使得中央集权得到了极大的加强。此后，汉景帝乘势下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进一步削弱了诸侯王的权力，巩固了西汉王朝的统治。

（2）立储风波

汉景帝的立储过程充满了曲折。最初，景帝立栗姬之子刘荣为太子。栗姬深得景帝宠爱，刘荣也因此成为储君的热门人选。然而，栗姬心胸狭隘，缺乏政治智慧，这为刘荣的太子之位埋下了隐患。

长公主刘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想将女儿阿娇许配给刘荣，但遭到了栗姬的拒绝，这使得长公主对栗姬怀恨在心。此后，长公主转而与王娡结盟，将阿娇许配给王娡之子刘彻。长公主经常在景帝面前诋毁栗姬，夸赞刘彻聪明伶俐、品德高尚。

与此同时，王娡也在暗中谋划。她利用景帝对栗姬的不满，设计激怒景帝。一次，景帝生病时，曾试探栗姬，希望她在自己死后能善待其他皇子。栗姬不仅没有答应，还出言不逊，这让景帝对她彻底失望。

前元七年（公元前150年），景帝终于下定决心废除刘荣的太子之位。刘荣被废后，栗姬也失宠，最终忧郁而死。

在刘荣被废后，刘彻成为太子的有力竞争者。王娡善于利用后宫的各种势力，她与长公主联手，在景帝面前不断为刘彻说好话。刘彻自身也表现出了过人的才华和智慧，深得景帝喜爱。最终，景帝立胶东王刘彻为太子。

在这场立储风波中，后宫势力起到了重要作用。长公主和王娡的结盟，以及她们在景帝面前的活动，对刘彻被立为太子起到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而栗姬的失势和刘荣的被废，也与后宫的争斗密切相关。这场立储风波不仅影响了西汉皇室的内部格局，也为后来汉武帝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4．晚年与去世

汉景帝后元三年，刘启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疾病缠身且病势日益加重。他深知自己时日无多，开始着重对太子刘彻进行培养和嘱托。他为太子主持加冠礼，希望刘彻能借此仪式更快成熟起来，承担起治理国家的重任。

临终前，刘启对刘彻谆谆教诲：“人不患其不知，患其为诈也；不患其不勇，患其为暴也。”他不仅希望刘彻知人、知己，更要知机、知止。刘启似乎已察觉到刘彻有许多异于自己的品质，相信把天下交给他是放心的，故而没有过多的嘱咐。

不久后，刘启病死于长安未央宫，享年48岁。二月癸酉日，他被安葬于阳陵。朝廷为其定谥号“孝景”皇帝，“景”有布行刚义之意，这一谥号从侧面反映了他的政治状况及性格特征。刘启的离世，标志着西汉文景之治时代的结束，同时也开启了汉武帝刘彻的辉煌统治。

三、刘启的性格特点

1．早年的“熊孩子”形象

汉景帝刘启在太子时期，曾有过一些鲁莽暴躁的行为，尽显“熊孩子”形象。其中，最为着名的当属棋盘杀人事件。当时，吴王刘濞的太子到长安朝见，与刘启一同下棋。在棋局中，两人发生争执，刘启一怒之下，抄起棋盘就砸向对方，竟将吴王太子当场砸死。这一冲动之举，不仅让吴王刘濞怀恨在心，也为后来的七国之乱埋下了隐患。

此外，还有司马门事件。司马门是皇宫的外门，只有皇帝的车驾才能通过。然而，刘启曾不顾规定，驾车强行通过司马门，这一行为严重违反了宫廷礼仪。

这些行为背后，反映出刘启早年性格中鲁莽、暴躁且冲动的特点。他生长在皇室，身份尊贵，从小养尊处优，缺乏对他人的尊重和理解，遇到问题时容易情绪化，不能冷静思考和处理。同时，他可能也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后果，缺乏对规则和秩序的敬畏之心。不过，这些早年的经历也为他后来的成长和转变提供了契机，促使他在成为皇帝后逐渐收敛自己的性格，变得更加沉稳和成熟。

2．执政后的转变与成熟

成为皇帝后，刘启性格上有了显着的收敛和转变，在处理政务时展现出沉稳和果断。七国之乱爆发时，局势危急，他虽起初试图杀晁错平息叛乱，但发现无效后，迅速调整策略，果断任命周亚夫为将平叛。在周亚夫坚守不出、梁国告急时，他能克制冲动，信任周亚夫的战略，最终成功平定叛乱，展现出沉稳的决策力。

促使他转变的原因和背景是多方面的。从个人经历来看，早年“熊孩子”行为带来的严重后果，如棋盘杀人引发吴王刘濞的怨恨，为七国之乱埋下隐患，让他深刻认识到冲动行事的危害。从政治环境而言，登基后面对复杂严峻的局势，地方诸侯势力强大、边疆匈奴侵扰、国内经济待发展，这些都要求他必须以成熟、理智的态度应对，才能稳固统治。从治国理念上，他继承汉文帝的黄老无为、与民休息政策，这种政策倡导顺应自然、减少干预，也促使他在处理政务时更加沉稳、不急躁。

3．性格对统治的影响

刘启的性格特点对其统治政策和决策产生了深远影响。早年的鲁莽暴躁使他在一些决策上较为激进，例如削藩政策的推行。他急于削弱诸侯王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在晁错提出削藩建议后，便果断采纳并迅速实施。这种激进的做法虽然目的明确，但触动了诸侯王的根本利益，直接引发了七国之乱。

然而，执政后的沉稳和果断又让他在面对危机时能够迅速调整策略。七国之乱爆发后，他起初试图通过杀晁错来平息叛乱，发现无效后，立即任命周亚夫为将，并且在平叛过程中给予周亚夫充分的信任和支持，最终成功平定叛乱，巩固了中央集权。

在与大臣和皇室成员的关系方面，他的性格也起到了一定作用。早年的冲动行为可能让一些大臣和皇室成员对他心存忌惮，而执政后的转变则使他能够更好地与大臣合作。但他性格中“忌克少恩”的一面，也导致了一些政治失误，如诛杀功臣周亚夫、逼死废太子刘荣等事件，对西汉政治和社会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总体而言，刘启的性格在其统治过程中既有积极作用，也带来了一些问题。

四、刘启的政治举措

1．削藩政策

（3）政策背景与目的

西汉初期，诸侯势力不断膨胀，成为中央政权的巨大威胁。这些诸侯王在封国内拥有高度自治权，他们自行任免官员、征收赋税、组建军队，俨然独立王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王的势力愈发强大，与中央政权的矛盾日益尖锐。例如，吴王刘濞在封国内大量铸钱、煮盐，经济实力雄厚，还暗中招兵买马，图谋不轨。

汉景帝刘启推行削藩政策，主要目的是加强中央集权，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稳定。他意识到，若不及时削弱诸侯王的势力，西汉王朝将面临分裂的危险。晁错等大臣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问题，晁错多次向刘启进言，主张削藩。他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刘启采纳了晁错的建议，决心推行削藩政策。

（4）实施过程与影响

削藩政策的实施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程。汉景帝首先从一些较小的诸侯国入手，以各种罪名削减他们的封地。例如，景帝三年（公元前154年），朝廷以赵王刘遂有罪为由，削去其常山郡；以胶西王刘卬售卖爵位舞弊为由，削去其六个县。

随后，削藩的矛头指向了势力最为强大的吴王刘濞。朝廷决定削去吴国的会稽、豫章两郡。这一举措直接触动了吴王刘濞的利益，他联合其他六个诸侯国，以“诛晁错，清君侧”为名，发动了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爆发后，汉景帝起初试图通过杀掉晁错来平息叛乱，但并未取得成效。于是，他果断任命周亚夫为将，领兵平叛。周亚夫采取了避其锋芒、坚守不出的策略，同时切断了叛军的粮道。经过三个月的激战，叛军因粮草不济，士气低落，最终被击败。

七国之乱的平定为削藩政策的进一步实施创造了有利条件。平叛后，汉景帝乘势对诸侯国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调整。他下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天子为置吏”，这意味着诸侯王失去了对封国的行政管理权，只能享受封国的租税收入。此外，汉景帝还减少了诸侯国的官员数量，降低了官员的品级，进一步削弱了诸侯王的权力。

削藩政策对西汉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它极大地加强了中央集权，使西汉王朝的统治更加稳固。经过这次调整，诸侯国的势力受到了沉重打击，再也无法与中央政权相抗衡。同时，削藩政策也为汉武帝时期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奠定了基础。然而，削藩政策也引发了七国之乱，给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动荡和破坏。但从长远来看，削藩政策的积极作用远远大于其负面影响。

2．政治制度改革

（5）行政体制调整

汉景帝刘启对行政体制进行了多方面的调整，以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管理和监督。在地方官员管理上，他重视官员的选拔和考核，要求地方官员必须具备良好的品德和才能，能够切实为百姓服务。他还加强了对地方官员的监督，设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负责对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弹劾。一旦发现官员有贪污腐败、滥用职权等行为，将予以严厉惩处。

在地方行政区划方面，刘启对一些诸侯国进行了调整和拆分，缩小了诸侯国的规模，降低了其对中央政权的威胁。同时，他还加强了对郡县的管理，提高了郡县的行政效率。

在中央政府机构方面，虽然没有进行大规模的改革，但也进行了一些微调。例如，他对一些重要官职的职责进行了明确和细化，使各部门之间的分工更加合理，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

（6）人才选拔制度

汉景帝时期，人才选拔制度有了一定的发展，察举制开始初步形成。察举制是一种由地方官员向中央推荐人才的制度，推荐的标准主要包括品德、才能和学识等方面。地方官员根据自己的观察和了解，将当地有才能、品德高尚的人推荐给中央政府，经过考核后，这些人可以获得官职。

察举制的出现，为西汉政治人才队伍建设带来了积极影响。它打破了以往贵族世袭官职的局面，为普通百姓提供了进入仕途的机会，扩大了统治阶级的基础。通过察举制选拔出来的人才，大多具有一定的才能和品德，能够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做出贡献。同时，察举制也促进了社会上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的风气，推动了文化的发展和传承。不过，在察举制初期，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如推荐标准不够明确、容易受到地方官员主观因素的影响等，但总体而言，它为西汉的政治稳定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3．法律制度改革

（7）刑罚调整

汉景帝刘启对刑罚制度进行了重要改革，其中减轻笞刑是一项关键举措。在汉文帝改革肉刑后，笞刑成为重要刑罚，但原笞刑标准下，笞数过多常致人死亡，名义上是减轻刑罚，实际却有死刑之实。汉景帝对此进行调整，将笞五百减为三百，笞三百减为二百。后来又进一步将笞三百减为二百，笞二百减为一百。同时，他还制定了《箠令》，明确规定笞杖的尺寸、重量和质地，以及行刑的部位和方法，避免行刑者滥用权力。

这些刑罚调整对司法公平和社会稳定产生了积极影响。从司法公平角度看，减轻笞刑使刑罚更加合理，避免了过度惩罚，让罪犯得到与其罪行相匹配的处罚，体现了刑罚的公正性。在社会稳定方面，减轻刑罚缓和了社会矛盾，使百姓感受到法律的宽仁，减少了民众对法律的恐惧和抵触情绪，有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促进了社会的和谐发展。

（8）司法制度完善

汉景帝在司法制度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完善举措。他推行对特殊罪犯的宽宥政策，对于一些犯罪情节较轻、有悔改表现的罪犯，给予从轻处罚或赦免。例如，对于年老者、年幼者和残疾人犯罪，会根据具体情况适当减轻刑罚。这种宽宥政策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化，也有助于树立良好的社会风尚。

在司法程序规范化方面，汉景帝要求司法官员严格按照法律程序进行审判，避免随意定罪和量刑。他强调证据的重要性，要求审判过程中必须有充分的证据支持。同时，他还加强了对司法官员的监督，防止他们徇私舞弊、滥用职权。这些举措提高了司法审判的公正性和透明度，保障了公民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了西汉的司法制度。

五、刘启的经济政策

1．重农抑商政策

（9）农业发展举措

汉景帝刘启高度重视农业发展，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举措。在税收政策上，他延续并深化了汉文帝时期的轻徭薄赋政策，进一步降低田租，将田租固定为三十税一，极大地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使农民能够将更多的收获留存自用，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在劳动力调配方面，刘启推迟男子服役年龄，缩短役期。原本男子二十三岁开始服役，他将其推迟到二十岁，同时减少了服役的时间。这使得农民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农业生产中，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供应。

此外，刘启还大力推动水利灌溉设施的建设。他组织人力物力兴修水利工程，改善农田的灌溉条件，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