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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为摆脱纠缠,他不得不外出暂避一时。他感慨道:“在当时体制下,心有所想却难以付诸行动,明明能够实现的事却硬是被阻挠。”
正当他们筹备批量生产之际,意外不期而至。若非那次变故,二汽重型车的研发与投产本可与一汽齐头并进。这一耽搁长达两年多,在“时间即金钱”的当下,给汽运处及公司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提及此事,他痛心不已。
他还提到,竞争对手正是趁此良机崛起,令他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既不甘心就此放弃,又难以承受那种困惑、压抑、彷徨与危机交织的沉重。
此时,老上级步入他的办公室,提议安排他前往武汉开展新的工作。话音刚落,单书记起身直言:“老领导,并非我不给您面子,厂内状况您也清楚。周厂长如果离职,他未竟的任务该如何是好?汽运处两千余名职工又该如何安置?”
老领导的脸上顿时由晴转阴。沉默良久后,还是周厂长打破僵局:“老领导,单书记和我都很敬重你。现在我确实不能走,你交给我的两大任务:一是在非洲科特迪瓦建设的cKd装配线尚未完成;二是重型车的开发与生产刚刚起步,还有大量工作需要我做。待这两件事完成后,我和单书记甘心情愿接受你的调遣。”这番极具感染力的话语,这才让老领导的脸色由阴转晴了。
周厂长表示,他与单书记的合作极为融洽,这实乃缘分所致。正是这种相得益彰的愉快合作与深厚的情谊,奠定了感情留人和事业留人的坚实基础。由此可见,周厂长不仅重情重义,而且擅长协作。
事实上,单书记的传奇色彩更为浓厚。在一次与记者的闲谈中,当被问及业余爱好时,他的回答令人惊叹。他酷爱射击,枪法精准,曾在战场上英勇作战。回忆起7年前的抗美援越战争,他曾是汽车连的连长。面对美军飞机的频繁扫射,他驾驶车辆在丛林中时而疾驰,时而隐蔽,与敌人展开激烈周旋。天上的敌机投下炸弹,地面的敌人掷出手榴弹。
他说:“在1967年5月31日下午,那场惨烈的战斗中,我们高炮连一排在敌机的狂轰滥炸下英勇抗击,炮管都打红了……全体战士壮烈牺牲。我感慨自己的命大,否则……说到这里,他那白皙而棱角分明的脸庞上流露出深深的沉痛之情。”
他出生于1944年11月,吉林市人。1961年初中毕业后便投身军营,在当时已算得上是有文化的人。1964年赴越南参战,1972年转业到一汽,随后调入二汽5721厂,先后担任过支部书记、车间主任、副厂长。
1987年,他被调任至党委办公室,担任副处长,随后晋升为党委书记。他坦言,汽运处30余年来始终以运输业务为核心。在计划经济时期,成本控制并非首要考量,亏损由上级部门承担。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竞争日趋白热化,加之各专业厂、处功能的不断完善,导致运输能力过剩,人员和车辆大量闲置。
为求生存与发展,在总部的全力支持下,周厂长带领由科研、生产、销售、服务等部门精英组成的市场调研团队,历时一个多月,深入乡村与城镇,跨越鄂、湘、川、陕、甘、青、藏等十余省份,开展实地考察。通过了解市场需求、征询用户意见,获取了大量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最终决定以重型车为突破口。借助西部大开发的契机,将东风品牌打造成为工程建设、长途运输及港口牵引的主力车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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