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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种不爽的感觉,叫“狗咬尿泡空欢喜”。
从王局长那里倒腾来的书也没发现什么初版书,更没发现什么名家签名本,挣的钱稀松平常,最值钱的还就是小胖子拿的那个毛主席像章。后来才知道,王局长的小儿子是出版局资深处长,比我还懂行,早就把值钱的挑走了。
这几年主席像章一直比较热,当然了,跟其他古玩一样,在喜欢的人眼里价值连城,在不喜欢的人眼里就是一块瓷片、一块铁片。直径超过18厘米的搪瓷毛主席像章一出现,总能引发骚动。这种被称为“大葵花”的珍品,正面釉色如凝固的鲜血,金丝掐边的红太阳纹在暗处仍泛着幽光。1970年北京珐琅厂特制的“忠字章”,光模具就报废了七套——老师傅用景泰蓝工艺将铜胎反复煅烧,最终烧制成型时,章体足有1.2公斤重,嵌着当年刮板时留下的珐琅粉末。某次拍卖会上,一枚镶嵌着32颗青海玉珠的铝制像章引发激烈角逐,当锤声落定在58万元时,白发藏家颤抖着掏出放大镜:章面上“武汉二七机车厂革委会”的落款边缘,还粘着半个世纪前工人佩戴时蹭上的黑色机油渍。
最传奇的当属1971年上海制作的“海上朝阳”像章,铝板冲压的浪花纹里藏着机关——倾斜45度对着光源。这种运用激光蚀刻技术的试验品当年仅生产了23枚,如今存世的3枚中,有枚被海外藏家锁在恒温保险柜里,章体氧化形成的铜绿在放大镜下,竟勾勒出类似中国地图的斑痕。而河北某村落老宅墙洞中,曾挖出用油布包裹的搪瓷像章,直径足有脸盆大小,背面焊接的三棱钢刺还带着锈迹,这原是文革武斗时某派系焊在卡车上的“移动忠字碑”,如今断裂的钢刺上仍能检测出当年喷洒传单用的油墨成分。当阳光斜射在这些金属与珐琅构筑的历史碎片上,折射出的不仅是红色年代的狂热光影,更是一代人用青春与信仰浇筑的时光琥珀。
很可惜,虽然小胖子发现的这枚主席像章个头不小,但还谈不上“大葵花”级别。
因为没捞到很大好处,我还打电话埋怨了关景莲,关景莲取笑我说又没跟我要钱,白送的挣点就行了。她这样一说,我还真没了脾气。不过发小就是发小,她说她们单位下属的几个库房有点好东西,周末让我带好家伙事儿去“捡宝”。
关景莲是区供销社的科长,她说以前供销社也卖书,后来基层供销社都黄了,一些库存货品都一股脑集中到几个仓库,后来认识更迭,都快把他们忘了。现在知道我鼓捣点旧玩意,就给我联系了一下,让我和仓库负责人老张直接联系。
靠着对人民币孜孜不倦的热情,我的执行力也高涨,麻溜地电话联系了仓库负责人老张。
一听老张讲话,感觉这个人虎虎生威,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八十年代初转业的连级军官,问他为啥从一个军官成了管仓库的,老张黯然说道,“那时候供销社可是好单位啊!公检法都没人愿意去,都抢着去供销社,谁寻思供销社黄的那么快!”
我心里暗道,“选择大于努力,你没选择好,做了‘库头’,好好看仓库吧!”嘴上说道,“供销社那时候可厉害啊,营业员威风八面,我去东西可没少受气。”
老张尴尬一笑,也不再说什么了,领着我到了已经显得十分破败的院子,说道,“这原来是城关供销社,后来改成了仓库,咱们区下面十多个乡镇供销社的物资都储存在这里了。”又笑了笑说,“搞不好还有八十年代的饼干呢!”
又陪这个老哥们聊了一会各自的情况,才知道他的表弟是我们院的罗志恒。罗志恒前年因为盗窃被抓了起来,现在还在郊区监狱蹲班,拉近了我和老张的关系。老张说兄弟,反正这些东西的入库单早就不知道去哪了,你随便拿吧,临了咱们再核算价钱。
像我这种浸染于古都大辫子、裹脚布风气里的少壮守旧派,见了蒙着灰的旧玩意就跟看唐伯虎的《春宫图》那么兴奋,光闻闻这股子霉味,都觉得浑身得劲。
老张这时候也识趣,自己找了个树荫坐下,自由自在抽着烟的样子,赛过神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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