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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机降落在桃园机场时,台北的雨季还未结束。细雨如丝,将整座城市笼在一层薄雾里,远处的101大楼若隐若现,像一根刺破云层的银针。
我拖着行李走出海关,远远就看见阿美站在接机口,一袭淡青色的旗袍,发髻挽得一丝不苟,手里举着一把油纸伞,伞面上绘着几枝墨梅。她朝我挥挥手,嘴角微微上扬,眼神却有些复杂。
“半年不见,你倒是瘦了。”她接过我的行李,声音轻柔,却带着一丝嗔怪。
“北京那边事情多,耽搁了。”我笑了笑,伸手想揽她的腰,她却轻轻避开,眼神示意周围人多。
阿美就是这样,在外人面前永远端庄矜持,只有回到那栋大院子,她才会卸下防备。
车子驶出台北市区,拐进阳明山脚下一片幽静的住宅区。阿美的茶馆就开在这里,一栋日据时期留下的老宅,前庭是茶馆,后院是我们的住处。推开木门,院子里几株山茶花开得正盛,石板小径上落满粉白花瓣,踩上去软绵绵的。
“你不在的时候,我把东厢房改成了书房。”阿美领我穿过回廊,“你上次说要收些老东西,我托人打听了一圈,有些眉目了。”
书房里,一张黄花梨书案上摊着几本泛黄的线装书,旁边是一套民国时期的茶具。我随手翻开一本,扉页上盖着“澹园藏书”的朱印——这是清末民初江南着名藏书家刘承干的藏书印。
“这东西哪来的?”我有些惊讶。
阿美给我倒了杯冻顶乌龙,茶香氤氲中,她轻声道:“上个月有个老先生来喝茶,说是他父亲1949年从上海带过来的。他父亲以前是国民党的文官,撤退时带了不少古籍,现在家里急着用钱,想出手。”
我点点头,心里盘算着。1949年那批跟着蒋介石撤退来台的权贵,带走的文物数量惊人,光是故宫南迁的文物就有近70万件,民间带走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年,台湾不少老家族渐渐没落,祖上带过来的宝贝也开始流入市场。
“他手里还有别的吗?”
“有。”阿美压低声音,“他说家里还有几幅字画,是当年从南京带出来的,其中有一幅据说是文徵明的山水。”
我心头一跳。文徵明的画作存世稀少,若真迹,价值连城。
“约他明天见见。”
傍晚,阿美的爷爷从南京打来视频电话。老爷子今年九十多了,精神却很好,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
“小吴啊,南京这房子好啊!秦淮河边,早上还能听见画眉叫!”老爷子笑得满脸褶子,“你啥时候再来?我带你去吃老门东的牛肉锅贴!”
我笑着应了。三年前,我在南京夫子庙附近给老爷子买了套小院,让他落叶归根。他是1949年跟着国民党撤到台湾的老兵,在台湾娶妻生子,但心里一直惦记着大陆。阿美是他唯一的孙女,从小听他讲大陆的故事,对故土有种莫名的眷恋。
挂掉电话,阿美叹了口气:“爷爷最近总念叨,说想回山东老家看看,可身体不行了,坐不了飞机。”
我握住她的手:“等忙完这阵子,我陪他回去。”
第二天上午,那位藏家如约而至。
老先生姓陈,七十多岁,穿着笔挺的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一看就是老派文人。他带来的是一幅绢本山水,画心已经泛黄,但笔墨依然清晰——远山淡染,近石皴擦,左下角落款“徵明”。
我仔细看了看,心头微沉。画工不错,但印章和题跋有些问题,应该是清末的摹本。
“陈先生,这幅画……”我斟酌着用词。
他摆摆手,苦笑道:“我懂,不是真迹。家父当年带出来的东西,真真假假混在一起,他自己也分不清。”
“您家里还有别的吗?”
陈老先生犹豫了一下,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锦盒,里面是一本巴掌大的册子,封面已经破损,但还能辨认出“海错图”三个字。
我呼吸一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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