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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光阴,足以将一段刻骨铭心的少年情愫打磨得面目模糊,也足以让一个仓皇逃离北京城的女孩,在江南的烟雨楼台里,将骨头淬炼得硬过青石。
杭州大学中文系四年,日子过得如同西湖的水面,看似平静无波,底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湍流。最初的半年,我几乎把自己活成了一座孤岛。室友们讨论着新上映的电影、新开的网红店,或是隔壁班某个打篮球很帅的男生,那些鲜活的、属于普通大学生的喧嚣,在我听来都隔着厚厚的玻璃罩子,模糊而遥远。夜晚的卧谈会,我永远是沉默的那一个,脸朝着墙壁,任由黑暗吞噬自己,脑海里反复播放的,是湖广会馆后台那刺眼的一幕——那紧攥着大褂衣襟的手,那落在陌生女人肩上的手,还有父亲紧锁的眉头。
我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近乎疯狂地投入到另一个世界里——梨园。那是我心中唯一的念想,也是我灵魂深处最后能抓住的浮木,更是我对舞台的痴迷与敬畏。在杭州,我拜在一位早已退隐的昆曲名家门下。清晨五点,天还蒙蒙亮,西湖边僻静的亭子里,就响起咿咿呀呀的吊嗓声,水汽裹着清冷的晨风钻进喉咙,常常练到声音嘶哑。练功房的地板,不知道被我的汗水浸透过多少次,一个云手,一个卧鱼,反反复复,练到双腿打颤,练到指尖麻木。指甲劈了,膝盖青紫了,喉咙咳出血丝了,都成了寻常事。师父严厉,一个眼神不到位,一句唱腔气息不稳,都能换来毫不留情的呵斥和加倍的练习。
疼痛是真实的,汗水是咸涩的,但唯有这种近乎自虐的专注,才能让我暂时忘记北京城里的后台,忘记那枚银杏扇坠,忘记那个叫何九华的人。
四年。一千四百多个日夜。
当我在上海逸夫舞台的聚光灯下,以“于惊鹊”的艺名完成《游园惊梦》的封箱演出,水袖翻飞如云,唱腔清越穿云,台下掌声雷动,镁光灯闪烁不停时,我知道,那个躲在道具箱后面、只敢偷偷仰望的小女孩于穗,已经彻底死在了过去的尘埃里。掌声和鲜花簇拥着我,记者的话筒递到面前,我脸上带着恰到好处的、属于名角儿的疏离微笑,心里却是一片冰封的湖面。
卸了妆,换下繁复的行头,手机在化妆台上嗡嗡震动起来。屏幕上跳动着“干爹”两个字。
郭德纲的声音依旧洪亮,穿透电波,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熟稔和不容推拒的热情:“闺女!封箱大吉啊!干爹在电视上都瞧见了,真给咱老郭家长脸!成了角儿了!”
我握着手机,指尖冰凉,对着镜子,镜中人眉眼精致,却透着连脂粉都掩盖不住的疲惫。“干爹,您过奖了。”声音平静无波。
“嗨,自家人客气啥!”郭德纲的笑声爽朗,“跟你说个事儿。这不,你九熙哥九华哥他们明晚在梅奔(梅赛德斯奔驰文化中心)有个大场子,票卖得那叫一个火!可你九熙哥今儿个不知吃错了啥,上吐下泻,这会儿还在医院挂着水呢!角儿啊,救场如救火!干爹思来想去,能压得住这阵仗,又能立刻顶上来的,除了你,没别人了!”
我的呼吸有一瞬间的停滞。梅奔?何九华?救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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