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1集：五代十国的户籍乱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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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十国户籍乱象：战火焚卷下的人口失控与制度崩解

一、残唐余烬：户籍体系的崩塌前夜

天佑四年（907年），朱温废唐哀帝，建国号梁，史称后梁。这场延续近三百年的李唐王朝覆灭，不仅意味着政治版图的碎裂，更将一套维系帝国运转的户籍制度彻底推入深渊。自安史之乱以来，藩镇割据已使唐朝户籍管理名存实亡——河朔三镇自行造籍，江淮藩镇截留赋税，中央掌握的户籍人口从天宝年间的近九百万户锐减至元和年间的不足三百万户。黄巢起义（875-884年）更以燎原之势席卷中原，起义军“所过州县，百姓净尽、赤地千里”，长安、洛阳等户籍档案中心在战火中化为焦土，史馆珍藏的《开元户籍》《元和郡县图志》等典籍或遭焚毁，或散佚民间。

当朱温称帝时，华北平原已是“白骨蔽野，荆棘丛生，居民不满百户”的惨状。唐朝赖以维持的“均田制-租庸调制-户籍制”三位一体体系，早在藩镇混战中瓦解：均田制因土地兼并名存实亡，租庸调制被“两税法”取代却因户籍混乱难以施行，而户籍制度本身，已随百姓流离失所沦为一纸空文。后梁建立之初，曾试图“括检天下户口”，但面对“州郡自擅，权臣跋扈”的局面，连首都汴梁的户籍都难以厘清，更遑论控制河南、河北的藩镇辖地。这种制度真空，为五代十国近六十年的户籍乱象埋下伏笔。

二、政权更迭中的户籍失序：五代篇

（1）后梁：军事优先下的户籍虚设

朱温以宣武军节度使起家，其政权本质是军事集团的扩张产物。为维持对河东李克用的战争，后梁将户籍管理完全服务于军事需求：下令“男子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点为兵”，强行将民户按“丁壮”“老弱”分类，甚至出现“毁家以奉军”的酷政。乾化二年（912年），朱温为进攻幽州刘守光，“括马及甲士，凡七户出一兵”，这种以户籍为工具的强制征兵，导致中原地区“丁壮亡散，田畴荒芜”。更致命的是，后梁未设专门的户籍管理机构，户籍档案由节度使府的“户曹参军”兼管，而这些军吏多以“括财”为能事，对人口登记敷衍了事，时人记载“梁氏之户籍，皆虚张其数，以邀赏罚”。

（2）后唐：沙陀政权的汉化尝试与失败

后唐庄宗李存勖灭梁后，试图恢复唐朝户籍制度。他下诏“复唐旧制，令诸州府造户籍，委户部详定”，并任命唐代旧臣豆卢革为户部尚书，主持户籍重建。豆卢革参照唐《开元令》，制定“计丁征赋”之法，要求“每丁岁输绢二匹，绵三两”，但沙陀贵族对汉制的抵触使其难以推行。天成二年（927年），枢密使安重诲以“边军缺饷”为由，绕过户部直接下令“诸州括民财以赡军”，将已登记的户籍数据弃之不顾，导致“民不堪命，号哭于路”。更讽刺的是，后唐为安置归附的契丹、吐谷浑等少数民族，设立“蕃汉杂户”户籍，却因民族矛盾激化，这些户籍反而成为叛乱的导火索。

（3）后晋：石敬瑭割地后的户籍割裂

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为称帝向契丹割让燕云十六州，导致中原王朝首次失去北方屏障。燕云地区本是唐朝户籍管理最完善的区域之一，契丹接管后，将汉民户籍并入“头下军州”制度，与契丹部落户籍并行，形成“一国两制”的户籍体系。而中原地区，后晋为讨好契丹，每年输送“岁币三十万”，不得不加重赋税，户部奏请“按户籍增税，每亩加耗三斗”，引发大规模逃户。开运二年（945年），户部统计户籍时竟发现， pared to后唐时期，河南道户籍人口减少近四成，“郡县城郭，多为丘墟，乡村井邑，悉化榛莽”。

（4）后汉：暴政下的户籍崩坏

后汉政权仅存四年（947-951年），却以暴政闻名。隐帝刘承佑听信权臣苏逢吉之言，推行“括民青苗钱”，无论有无土地，按户籍丁口强行摊派赋税，甚至出现“民有畜产，按籍征之，名为‘率户’”的苛政。乾佑二年（949年），苏逢吉为镇压李守贞叛乱，下令“诸州府户口，凡有藏匿奸盗者，邻保连坐”，将户籍管理异化为恐怖统治工具。这种极端政策导致“百姓逃亡，十室九空”，连首都汴梁周边都出现“户口减半”的惨状，后汉灭亡时，中央掌握的户籍已不足百万户，仅为盛唐的十分之一。

（5）后周：世宗改革与户籍重建的曙光

后周世宗柴荣（954-959年在位）即位后，痛感“户籍紊乱，赋役不均”，发起五代最系统的户籍改革。显德二年（955年），他颁布《均田图》，派大臣34人分赴诸州“均定田租”，要求“据户籍查勘田亩，不得欺隐”。这次清查发现大量“隐户”——仅开封府就查出“无籍户万余家”，遂将其编入民籍，按田亩征税。更重要的是，柴荣下令重建户籍档案，规定“诸州每年造户帐，送户部汇总”，并设立“户帖”制度，每户发放凭证，登记人口、土地、资产，这成为宋朝“户帖制”的雏形。尽管改革因柴荣病逝而中断，但其确立的“以田定籍”原则，为北宋户籍制度奠定了基础。

三、十国并立中的户籍分野：南方与边疆篇

（1）南唐：商业户籍的早期探索

南方政权中，南唐（937-975年）国力最强，其户籍管理呈现鲜明的商业特色。都城金陵（今南京）“户口繁庶，商贾云集”，南唐设立“坊郭户”户籍，按资产将商户分为十等，征收“商税”与“屋税”。昇元元年（937年），烈祖李昪下诏“罢屯田，以民隶州县”，将官营屯田户编入民籍，推动土地私有化，使户籍与土地的绑定更加灵活。中主李璟时期，因“淮南盐铁之利甲天下”，专门设立“盐户”“铁户”等专业户籍，由盐铁使司直接管理，这是中国古代首次将手工业者户籍从州县系统中独立出来。南唐的户籍管理虽仍以农业为本，但对商业、手工业户籍的细分，已显现出古代户籍制度向近代转型的萌芽。

（2）吴越：水利户籍与人口管控

吴越（907-978年）偏安江南，钱氏政权以“保境安民”为策，其户籍管理与水利建设紧密结合。开平四年（910年），钱镠征发民工二十万修建钱塘江海塘，为管理工程劳力，设立“都水营田使”，将民工按户籍编为“营田户”，平时务农，汛期修堤，这种“兵农合一”的户籍模式，既保证了水利工程的人力需求，又通过“以工代赈”稳定了流民。吴越还推行“均田定税”，据《吴越备史》记载，其“按户籍计口授田，亩税三斗，较中原为轻”，轻徭薄赋政策吸引了大量北方流民南下，至北宋统一时，吴越户籍人口已达“十三万余户”，较五代初期增长近三倍。

（3）南汉：民族杂居下的户籍模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