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55章 蜀汉儒士群像：在典籍与乱世之间的精神坚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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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耀元年（258 年），孟光卒于家，享年九十余岁。临终前，他望着案头的《公羊传》，对弟子说：\"吾一生直言，虽遭嫌忌，然无愧于经。\" 他的墓碑上，后人刻下 \"汉臣孟光\" 四字，无一字谀辞 —— 这，正是他追求的 \"董狐之笔\"。

义阳来敏，是东汉名将来歙之后，随姊入蜀，随身携带的木箱里，装满了《左氏春秋》《仓颉篇》。他善正文字，见官府文书有错别字，必亲自修改，连诸葛亮的公文也不放过。有次发现 \"籴米\" 写成 \"粜米\"，竟直接跑到丞相府，指着竹简说：\"此字颠倒，误事匪浅！\" 诸葛亮苦笑道：\"敬达（来敏字）校正，吾当拜谢。\"

来敏的博学，让他成了蜀汉的 \"活字典\"。后主读《左传》有疑，必召他讲解；军中讨论古礼，必请他决断。但他有个致命缺点：\"语言不节，举动违常\"，多次因口无遮拦被贬官，却屡贬屡起 —— 蜀汉实在离不开这位 \"移动典籍库\"。

景耀年间，来敏任执慎将军，有人笑他 \"书生挂剑\"，他却正色道：\"执慎者，非执剑，执典籍之道也。\" 他晚年双目失明，仍让弟子诵读典籍，听到错漏处，立刻纠正。九十七岁卒时，家中除了万卷藏书，唯有一匣校正过的竹简，每片都注满蝇头小字 —— 这是他用一生践行的 \"好是正文字\"。

延熙二十年（257 年），谯周在巴西学宫写下《仇国论》，以 \"因馀之国\"（蜀汉）与 \"肇建之国\"（曹魏）喻强弱之势，提出 \"处小者必修德，处大者戒慢傲\"。他反对穷兵黩武，认为蜀汉应效仿周文王养民，而非学汉高祖急攻。这篇文章，让主战派姜维大怒，却让百姓记住了 \"射幸数跌，不如审发\" 的警句。

景耀六年（263 年），邓艾入阴平，后主召集群臣问计，有人主张奔吴，有人主张入南，唯有谯周力排众议：\"自古无寄他国为天子者，魏能并吴，吴不能并魏，降魏犹得爵土，奔南必遭反叛。\" 他引《周易》\"亢龙有悔\"，劝后主认清天命，甚至承诺 \"若魏不裂土封陛下，周请身诣京都争之\"。这番话，让后主最终投降，避免了成都屠城。

谯周的投降论，历来被诟病，但他的清醒，源自对蜀汉现实的洞察：\"南方远夷，供出官赋已生愁怨，北兵追至，必复反叛。\" 他深知，蜀汉的灭亡，不是天命，而是人力 —— 连年北伐，民疲财尽，早已埋下崩溃的种子。

入魏后，谯周被封阳城亭侯，却称病不仕，在汉中写下《古史考》，纠正《史记》谬误百处。泰始六年（270 年），他临终前对弟子说：\"吾非贪生，乃为全蜀百姓耳。儒者之责，在保民，不在殉国。\" 这种务实的清醒，让他成了乱世中最孤独的智者。

秘书省的油灯，总是郤正的最晚熄灭。这位河南偃师人，因父亲死于乱军，自幼孤苦，却安贫好学，将司马相如、扬雄的赋篇抄在绢帛上，随时研读。他在秘书署三十年，与黄皓比邻而居，却既不阿附，也不抗争，只埋首整理典籍，官不过六百石，却成了蜀汉最可靠的 \"活档案\"。

景耀六年（263 年），后主投降的诏书，出自郤正之手。他在文中写道：\"敢竭股肱之力，顺天应时，以保百姓。\" 寥寥数语，道尽无奈。随后主东迁洛阳时，大臣皆逃，唯有他舍妻弃子，单身随侍。后主感慨：\"恨知令先（郤正字）晚矣！\"

郤正的《释讥》，是乱世中儒者的精神宣言。他以主客问答，阐述 \"不鬻誉以干泽，不辞愆以忌绌\" 的人生哲学，既讽刺了趋炎附势之徒，又表明自己 \"循性乐天\" 的态度。这篇赋，被时人比作崔骃的《达旨》，却多了份蜀汉独有的悲凉 —— 在大厦将倾之际，仍有人以笔为剑，守护着文化的火种。

咸宁四年（278 年），郤正卒于巴西太守任上，留下诗论赋百余篇。他的一生，正如《释讥》所言：\"在朝累纪，讬身所天，心焉是恃。\"—— 即便身处黑暗，仍对光明心怀期待。

这些蜀汉儒士，用不同的方式诠释着儒者的担当：

杜微的装聋，是对浊世的温柔抵抗；

周群的观天，是对天命的理性探索；

许慈胡潜的互撕，是学术的激烈传承；

孟光来敏的直言，是士人的风骨坚守；

谯周郤正的清醒，是乱世的务实选择。

他们有的避世，有的入世，有的直言，有的沉默，但共同守护着典籍之道。在蜀汉的金戈铁马之外，他们是文化的守夜人，用竹简、笔砚、论着，在乱世中搭建起精神的方舟。当剑戟归于尘土，他们的文字仍在流传，告诉后人：真正的硬核，不是对抗世界的锋芒，而是守护内心的坚定 —— 哪怕身处绝境，也要让文明的火种，在典籍中代代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