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7章 《方言诗学的众声喧哗与主体性重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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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诗学的众声喧哗与主体性重构》

——以树科《我噈喺想讲白话》为观察样本的跨语际诗学探析

文\/一言

在全球化语境与标准语霸权双重挤压下，方言诗歌如同暗夜中的磷火，既在幽微处彰显着语言的生命力，又在飘摇中映射出文化认同的困境。粤语诗人树科的《我噈喺想讲白话》，恰似一柄刺破语言帷幕的利刃，在\"白话\"与\"煲冬瓜\"（普通话谐音）的张力场中，构建起极具启示性的方言诗学范本。这首看似直白的方言诗作，实则蕴含着多重话语的交锋：在地性与普遍性的博弈、口语传统与书面体系的碰撞、个体表达与权力规训的角力，共同织就了当代中国方言诗歌的复杂经纬。

一、音义裂变：方言入诗的文本实验

不同于传统方言诗作对地域风情的浅层描摹，树科的诗学实验直指语言本体。首节\"白话啫，嘟想\/用粤语啲中文、汉字\"即展现悖论式创作姿态——既强调粤语作为独立语言的语音特质（\"啫\"、\"嘟\"等语气助词的韵律化使用），又刻意突显其与标准汉语的文字同构性。这种\"音义分延\"策略令人联想到巴赫金\"双声语\"理论：在统一的汉字体系内部，粤语方言通过音调变异与词汇重构，形成与标准汉语的对话性对抗。

诗人对汉字的重装堪称后现代语言装置艺术。\"噈喺\"（就是）、\"乜鬼\"（什么）等粤语特有词汇的嵌入，使文本既保有汉字表意的连贯性，又通过音形错位制造陌生化效果。这种创作方式与韩邦庆《海上花列传》的吴语书写形成跨时空呼应：当十九世纪末的作家尝试用\"字记音\"保存方言时，当代诗人则在电子化书写时代，通过输入法的创造性误用（如\"嘟\"替代\"都\"）实现语音的视觉化转译。

二、文化政治：语言场域的争夺战

\"阴谋论肆意\"与\"篱笆\"意象的并置，精准勾勒出方言诗歌的生存困境。福柯的话语权力理论在此获得鲜活的文学印证：标准语体系如同无形的\"话语监狱\"，将方言创作贬抑为需要规训的异质存在。诗中\"争夺乜鬼话语权\"的戏谑表达，恰似德里达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解构——当权力试图将语言等级化时，方言诗人以俚俗词汇消解话语霸权的严肃性。

这种抵抗策略暗合香港\"三及第\"文体的传统智慧。\"煲冬瓜\"（普通话）与粤语的并置，既是对语言生态失衡的抗议，也是对文化主体性的守护。诗中\"气煞人也\"的文言残留，暗示着方言诗歌的深层焦虑：在普通话教育与新媒体传播的双重挤压下，粤语正面临从生活语言退行为文化标本的危机。这种焦虑在黄遵宪\"我手写我口\"的诗歌革新主张中早有预兆，而今在树科笔下演化为更尖锐的现代性诘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