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汉宣帝刘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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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代背景与早年经历

1．西汉中期的政治格局

汉武帝后期，西汉政治面临着诸多严峻问题，其中巫蛊之祸对朝廷造成了巨大冲击。这场祸乱始于征和元年（公元前92年），当时汉武帝住在建章宫，看到一个男子带剑进入中龙华门，怀疑是不寻常的人，便命人捕捉。该男子弃剑逃跑，侍卫们追赶，未能擒获。汉武帝大怒，将掌管宫门出入的门候处死。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用巫蛊之术诅咒汉武帝，还与阳石公主通奸，公孙贺父子下狱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此后，汉武帝命江充彻查巫蛊之事，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便在太子宫掘蛊，掘出桐木做的人偶，坐实了太子诅咒武帝的罪名。太子刘据无法辩解，只好发兵诛杀江充。汉武帝派丞相刘屈氂率兵平乱，双方在长安城中激战数日，死者数万人，太子兵败逃亡，最终自杀。巫蛊之祸牵连甚广，数万人因此丧命，朝廷上下人心惶惶，统治阶层内部矛盾激化，严重动摇了西汉的政治根基。

与此同时，霍光等权臣势力逐渐崛起。霍光为霍去病异母弟，为人沉静详审，深得汉武帝信任。在巫蛊之祸后，太子刘据身亡，汉武帝另立幼子刘弗陵为太子，并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等人共同辅佐幼主。汉武帝驾崩后，汉昭帝刘弗陵即位，霍光以大司马大将军领尚书事，掌握了朝廷的军政大权。霍光在辅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稳定政治、发展经济的政策，使得西汉社会逐渐恢复稳定。然而，随着霍光权势的不断扩大，他也成为了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家族成员遍布朝廷各个重要职位，形成了强大的权臣势力。

在社会经济方面，汉武帝时期长期的对外战争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使得国家财政负担沉重，百姓生活困苦。为了筹集军费，汉武帝实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如盐铁专卖、均输平准、算缗告缗等，这些措施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但也对民间经济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到了汉武帝后期，社会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土地兼并现象严重，农民大量破产流亡，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在文化方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在西汉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儒家思想强调“仁政”“德治”，主张以礼义教化百姓，这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巩固统治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随着儒家思想的独尊，其他学派的发展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学术思想的多元化受到了影响。同时，由于儒家经典的解释权掌握在少数经学家手中，他们通过传授经学来培养弟子，形成了不同的学术流派和政治势力，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朝廷内部的政治斗争。

2．巫蛊之祸与牢狱生涯

巫蛊之祸的起因错综复杂，迷信与权力斗争交织其中。在古代，人们普遍迷信巫蛊之术，认为通过诅咒、埋人偶等方式可以加害他人。汉武帝晚年迷信方术，对巫蛊之事深信不疑。一些心怀叵测之人便利用这一点，将巫蛊作为打击政敌的手段。江充与太子刘据素有嫌隙，为了防止汉武帝驾崩后太子即位对自己不利，便蓄意制造了这场巫蛊冤案。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巫蛊之祸全面爆发。江充在汉武帝的支持下，在宫中大肆搜捕所谓的巫蛊之人。他先从后宫不受宠的妃嫔开始，逐渐牵连到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在太子宫中，江充指使手下埋下桐木人偶，诬陷太子诅咒汉武帝。太子刘据无法自证清白，又无法见到汉武帝当面辩解，在情急之下，听从了少傅石德的建议，决定起兵诛杀江充。太子派人伪装成汉武帝的使者，逮捕了江充等人，并将江充斩首。然而，这一行动却被汉武帝误解为太子谋反。汉武帝派丞相刘屈氂率兵平乱，双方在长安城中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这场战斗持续了数日，死者数万人，长安城内一片混乱。太子刘据最终兵败，被迫逃亡。在逃亡途中，太子走投无路，自杀身亡。皇后卫子夫也因无法承受这一打击，选择了自杀。

刘询正是在这场祸乱中受到牵连。他是太子刘据的孙子，当时尚在襁褓之中。太子一家遭遇变故后，刘询也未能幸免，被投入了监狱。一个无辜的婴儿，就这样在监狱中开始了他的苦难生活。监狱环境恶劣，卫生条件极差，年幼的刘询随时面临着生命危险。

幸运的是，刘询在狱中遇到了丙吉。丙吉为人善良正直，他深知太子刘据是被冤枉的，对刘询这个无辜的婴儿十分同情。丙吉特意挑选了两名谨慎忠厚的女囚胡组、郭征卿，让她们轮流喂养刘询，并将刘询安置在宽敞干净的牢房中。在丙吉的悉心照料下，刘询才得以在狱中存活下来。

后来，汉武帝听信方士之言，认为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便下令将狱中囚犯全部处死。使者夜晚来到监狱，丙吉紧闭大门，拒绝使者进入，他说：“皇曾孙在此。普通人都不能无辜被杀，何况是皇上的亲曾孙呢！”使者无奈，只好回去向汉武帝复命。汉武帝听后，也有所醒悟，便下令停止了这次屠杀。刘询再次因为丙吉的保护而逃过一劫。

巫蛊之祸以太子刘据一家的悲惨结局而告终，朝廷元气大伤。而刘询在襁褓中就经历了这场灾难，在监狱中度过了艰难的时光。但丙吉等人的照顾，为他的生命保留了一线生机，也为他日后的人生转折埋下了伏笔。

3．民间成长岁月

在丙吉等人的努力下，刘询在四岁时被释放出狱。随后，他被送到祖母史良娣的娘家，由史良娣的母亲贞君抚养。贞君可怜这个孤苦的孩子，对他悉心照料，让刘询感受到了久违的家庭温暖。

在民间的生活中，刘询展现出了对学习的强烈渴望。他勤奋好学，拜东海澓中翁为师，系统地学习《诗经》。在学习过程中，刘询展现出了极高的天赋和毅力，他不仅深入理解了《诗经》的内涵，还能从中汲取为人处世和治国理政的智慧。这种对知识的追求，为他日后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

除了学习，刘询还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他经常与一些年轻的才俊交往，他们一起谈天说地，讨论国家大事和社会问题。这些朋友来自不同的阶层和背景，他们的经历和见解让刘询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在与朋友的交往中，刘询学会了如何与人相处，如何倾听他人的意见，这对他日后处理复杂的政治关系和人际关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刘询喜欢在长安附近的杜县、鄠县一带游玩，他常常流连于三辅地区的山水之间。在这些游历中，他深入了解了民间的疾苦和社会的现实。他看到了农民们在田间辛勤劳作，却依然难以维持生计；看到了商人在市场上艰难地经营，还要承受各种苛捐杂税；也看到了地方官吏的腐败和不公，对百姓的欺压和剥削。这些亲眼所见的景象，让刘询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他深刻地认识到了社会的矛盾和问题，也对百姓的生活产生了深深的同情。

这段民间成长的经历，对刘询日后的治国理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亲身经历过民间的苦难，他深知百姓生活的不易，因此在即位后，他始终将百姓的利益放在首位。他采取了一系列减轻百姓负担的政策，如轻徭薄赋、减少宫廷开支等，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百姓生活的改善。

在了解民间疾苦的过程中，刘询也深刻认识到了吏治的重要性。他明白，一个国家的治理离不开清正廉洁、有能力的官员。因此，他在位期间，大力整顿吏治，选拔贤能之士担任各级官职，并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对官员的政绩进行定期评估，以确保官员们能够尽职尽责地为百姓服务。

此外，刘询在民间结交的朋友和积累的社会经验，也为他的统治提供了宝贵的支持。他能够倾听不同阶层的声音，了解社会的需求和矛盾，从而制定出更加符合实际情况的政策。这些政策的实施，使得西汉在他的统治下出现了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局面，史称“宣帝中兴”。

刘询在民间的成长岁月，是他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经历。这段经历塑造了他的性格和价值观，也为他日后成为一位杰出的皇帝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登基之路与初期统治

1．霍光选帝与刘询即位

霍光选择刘询为帝，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和考量。首先，从皇室血脉来看，刘询是汉武帝刘彻的曾孙，具有正统的皇室血统，这为他继承皇位提供了合法的依据。在重视宗法制度的古代，皇室血脉是皇位继承的重要因素之一，霍光选择刘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维护皇室的尊严和统治的合法性。

其次，刘询在民间长大，没有强大的政治背景和势力集团。他不像其他一些皇室成员那样，背后有庞大的家族势力支持，这使得霍光在选择刘询为帝时，不用担心会受到强大政治势力的掣肘。霍光可以继续保持自己在朝廷中的权势和地位，更好地掌控朝政大局。

再者，霍光此前迎立的昌邑王刘贺在位仅二十七天就被废黜，原因是刘贺“荒淫无行，失帝王礼宜，乱汉制度”。这次废帝事件让霍光意识到，选择一位品行端正、有能力治理国家的皇帝至关重要。而刘询在民间时就展现出了勤奋好学、品行端正的品质，他精通经术，有很高的才能，行止安闲而气节操守平和，这些优点让霍光认为刘询是一个合适的皇位继承人。

元平元年（前74年）四月癸未日，汉昭帝无嗣驾崩。大将军霍光遣邴吉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但刘贺很快因行为不端被废。此后，霍光开始重新考虑皇位继承人选。由霍光属吏升任为太仆的杜延年，他的儿子杜佗素与刘病已相友善，杜延年知刘病已德美，劝霍光、张安世立其为帝。邴吉也奏记霍光，详细介绍了刘病已的情况，建议霍光立他为帝。

秋七月，霍光经过慎重考虑后，向朝廷奏议：“礼制，人重视血统关系所以尊重自己的祖先，尊重祖先就会敬奉祖宗的事业。昭帝无嗣，应选择支子孙贤德的为继承人。武帝曾孙名病已，有诏令由掖庭进行照管。至今已十八岁。从师学习《诗》《论语》《孝经》，操行节俭、慈仁而爱人，可以作昭帝的继承人，奉承祖宗大业，统驭天下臣民。”上官太后表示同意。

随后，派宗正刘德到曾孙尚冠里住处，为刘病已浣洗、赐御府衣冠。太仆用軨猎车奉迎曾孙，先到宗正府斋戒行礼。七月庚申日，刘病已进入未央宫，朝见皇太后，先被封为阳武侯。随即群臣奉上玺、绶，刘病已即皇帝位，谒高庙，是为汉宣帝。九月，大赦天下。十一月壬子日，立许平君为皇后，赐吏民金钱。上官太后由未央宫搬至长乐宫。刘询就这样在霍光的支持下，登上了皇帝的宝座，开启了他的统治生涯。

2．隐忍与平衡：初期的政治策略

刘询即位之初，霍光权势滔天，其家族成员遍布朝廷要职，形成了庞大的势力集团。面对这种局面，刘询深知自己根基未稳，若贸然与霍光对抗，必将危及自己的皇位。因此，他采取了隐忍的态度，表面上对霍光极为尊重和信任，给予他充分的权力和地位。

在霍光面前，刘询表现得十分谦逊和顺从。每当霍光提出建议或决策时，刘询都会认真听取，并给予积极的回应。他从不轻易反驳霍光的意见，而是尽量迎合霍光的想法，以维护与霍光的关系。例如，在霍光辅政期间，朝廷的重大决策大多由霍光主导，刘询只是在形式上进行批准。他深知霍光在朝廷中的影响力，通过这种方式，避免了与霍光发生直接的冲突，为自己赢得了时间和空间来巩固自己的地位。

除了隐忍，刘询还采取了一系列政治平衡策略，以维持朝廷的稳定。他在朝廷中重用了一些霍光的亲信和支持者，让他们继续担任重要官职，以安抚霍光及其家族。同时，他也逐渐培养和提拔自己的势力，任用了一些忠诚于自己的官员，如魏相、丙吉等。这些官员在朝廷中形成了一股新的力量，与霍光的势力相互制衡。

刘询还善于利用朝廷中的各种矛盾和利益关系，进行政治平衡。他通过调整官员的职位和权力，使得朝廷中的各方势力相互牵制，避免了一方势力过于强大而威胁到自己的统治。例如，他在任命官员时，会考虑到不同势力之间的平衡，尽量让各方都能在朝廷中得到一定的利益和地位。这样一来，朝廷中的各方势力就会相互制约，形成一种相对稳定的政治局面。

在霍光在世时，刘询通过隐忍和平衡策略，成功地维持了朝廷的稳定。有一次，霍光提出要归政于刘询，刘询深知这只是霍光的试探，他坚决推辞，并表示朝廷大事仍需霍光主持。刘询的这一表态，让霍光感到放心，也避免了双方之间的矛盾激化。

刘询还通过一些具体的措施来展示自己对霍光的尊重和信任。他经常赏赐霍光及其家族成员，给予他们丰厚的财物和荣誉。同时，他也对霍光的家人表现出宽容和大度，即使他们犯了一些小错误，也不予追究。这些做法让霍光及其家族感受到了刘询的善意和诚意，从而减少了他们对刘询的猜忌和敌意。

刘询在霍光权势下采取的隐忍态度和政治平衡策略是非常明智的。他通过这些策略，成功地维持了朝廷的稳定，为自己日后铲除霍氏势力、实现亲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3．铲除霍氏势力

地节二年（前68年），霍光病逝，汉宣帝刘询以皇帝级别的葬仪厚葬霍光。然而，霍光虽死，霍氏家族却并未收敛其骄横跋扈的作风。霍光的妻子霍显，自恃家族权势，愈发肆无忌惮。她不仅私自扩大霍光的陵墓规模，规格远超礼制，还大兴土木，修建豪华府邸，甚至与家奴冯子都私通，秽乱内宅。霍氏子弟也仗着家族的势力，在朝廷内外横行霸道，为所欲为。他们随意侵吞百姓财产，欺压良善，引起了民众的强烈不满。

刘询深知霍氏家族势力庞大，若不及时削弱，必将成为朝廷的一大隐患。于是，他开始逐步采取措施，削弱霍氏的权力。首先，他将霍光的女婿度辽将军、未央卫尉范明友调任光禄勋，将霍光的二女婿诸吏中郎将、羽林监任胜调出京城，任安定太守。接着，又将霍光的姐夫给事中、光禄大夫张朔调任蜀郡太守，孙女婿中郎将王汉调任武威太守。通过这些人事调动，刘询将霍氏家族成员从重要的军事和行政岗位上调离，削弱了他们在朝廷中的影响力。

为了进一步加强对朝廷的控制，刘询开始重用自己的亲信大臣，如魏相、丙吉等。他任命魏相为丞相，丙吉为御史大夫，让他们参与朝廷的决策，制衡霍氏家族的势力。同时，刘询还鼓励大臣们直言进谏，广开言路，以了解民间疾苦和朝廷中的问题。

霍氏家族对刘询的这些举措感到不满和恐慌，他们意识到刘询正在逐步削弱他们的权力。为了保住家族的地位和权势，霍显等人密谋发动叛乱，企图废黜刘询，另立皇帝。他们计划让霍家的女儿霍成君在宫中设毒酒，毒死刘询。

地节四年（前66年），霍氏家族的叛乱计划被泄露。刘询得知后，果断采取行动，下令逮捕霍氏家族成员。霍氏家族成员得知消息后，决定提前发动叛乱。他们纠集了一些党羽，企图攻占皇宫，控制朝廷。然而，刘询早有准备，他调动了军队，迅速平定了叛乱。霍显、霍禹等主要叛乱分子被逮捕并处死，霍氏家族的势力被彻底铲除。

霍氏叛乱被平定后，刘询对参与叛乱的人员进行了严厉的惩处。同时，他也对在平叛过程中有功的人员进行了表彰和奖励。通过这次事件，刘询成功地铲除了霍氏家族的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皇位，实现了亲政。此后，他开始全面推行自己的治国政策，使西汉王朝迎来了“孝宣之治”的繁荣局面。

三、文治成就

1．政治制度改革

汉宣帝刘询秉持“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思想，这一思想融合了儒家的德治与法家的法治理念。他深知单纯依靠儒家的仁义道德难以有效治理国家，而单纯依靠法家的严刑峻法又会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因此，他主张将两者结合起来，以达到政治清明、社会稳定的目的。

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刘询进行了一系列具体的政治制度改革。其中，整顿吏治是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他深知官员的素质和行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理和百姓的福祉。为了选拔出德才兼备的官员，刘询非常重视官员的选拔和任用。他要求地方官员举荐贤能之士，并且亲自对这些举荐的人才进行考察和面试。对于那些有真才实学、品行端正的人，他会给予重用。同时，他还打破了门第和资历的限制，只要有能力，都有机会进入官场。

刘询建立了严格的考核制度，对官员的政绩进行定期评估。他制定了详细的考核标准，包括官员的行政能力、廉洁程度、对百姓的关怀等方面。对于考核优秀的官员，他会给予晋升和奖励；对于考核不合格的官员，则会进行降职或罢免。这种考核制度有效地激励了官员们努力工作，提高了他们的工作效率和责任感。

为了防止官员贪污腐败，刘询加强了对官员的监督。他设立了专门的监察机构，负责对官员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查。对于发现的贪污腐败行为，他会严惩不贷。他还鼓励百姓举报官员的违法行为，对于举报属实的百姓，会给予奖励。通过这些措施，有效地遏制了官员的贪污腐败现象，使得官场风气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刘询还注重提高官员的待遇，以减少他们贪污腐败的动机。他增加了官员的俸禄，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他认为，只有让官员们生活无忧，才能让他们专心为国家和百姓服务。

这些政治制度改革措施对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通过整顿吏治，选拔出了一批优秀的官员，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为国家的治理和发展做出了贡献。严格的考核制度和监督机制，使得官员们不敢轻易违法乱纪，保证了政府的廉洁和高效。提高官员的待遇，也减少了他们贪污腐败的可能性，进一步促进了政治清明。

政治制度改革也为社会稳定奠定了基础。官员们的廉洁和高效，使得政府能够更好地为百姓服务，解决百姓的实际问题。这增强了百姓对政府的信任和支持，减少了社会矛盾和冲突。政治清明也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和稳定。

汉宣帝刘询的政治制度改革是一次成功的尝试。他的“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思想和具体的改革措施，为西汉王朝的繁荣和稳定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后世的政治制度建设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2．经济政策调整

汉宣帝刘询在位期间，深刻认识到经济发展对于国家稳定和百姓生活的重要性，因此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经济政策，旨在促进经济繁荣、改善民生。

在工商业政策改革方面，刘询采取了较为宽松的措施。他减少了对工商业的限制和干预，鼓励民间商业活动的开展。这一政策激发了商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使得商业市场更加活跃。许多城市的商业街区日益繁荣，商品种类丰富多样，贸易往来频繁。同时，刘询还注重保护工商业者的利益，打击市场上的欺诈和垄断行为，维护了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例如，他加强了对物价的监管，防止商人哄抬物价，保障了消费者的权益。这些举措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为百姓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和生活便利。

抑制豪强兼并是刘询经济政策的重要内容之一。西汉中期以来，土地兼并现象日益严重，豪强地主大量兼并农民的土地，导致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沦为佃农或流民。这不仅加剧了社会矛盾，也影响了国家的税收和经济稳定。刘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抑制豪强兼并。他加强了对土地的管理和登记，严格限制豪强地主的土地占有规模。对于违法兼并土地的行为，给予严厉的处罚。他还通过移民等方式，将部分农民迁移到土地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缓解了土地紧张的问题。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豪强兼并的势头，保护了农民的土地权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

轻徭薄赋是刘询关注民生的重要体现。他深知百姓在长期的战争和繁重的赋税负担下生活困苦，因此多次下诏减免百姓的赋税和徭役。他降低了田租、口赋等税收标准，减少了百姓的经济负担。他还减少了对百姓的徭役征发，让百姓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农业生产。这些政策使得百姓的生活得到了明显的改善，提高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们能够安心耕种土地，农业生产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粮食产量增加，百姓的生活水平也逐渐提高。

设立常平仓是刘询经济政策的一大创举。常平仓是一种调节粮食供求和稳定粮价的制度。在粮食丰收时，政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收购粮食，储存起来；在粮食歉收时，政府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出售粮食，平抑粮价。刘询在各地设立了常平仓，有效地调节了粮食市场的供求关系，稳定了粮价。这一制度既保护了农民的利益，避免了他们在丰收时因粮食价格过低而遭受损失；又保障了百姓在粮食歉收时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到粮食，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常平仓的设立还促进了粮食的储备和流通，增强了国家应对自然灾害和战争等突发事件的能力。

刘询的这些经济政策对西汉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经济发展方面，工商业的繁荣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增长，城市的发展和贸易的活跃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生产的稳定发展保障了国家的粮食安全，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在民生改善方面，百姓的生活负担减轻，生活水平提高，社会矛盾得到了缓解。这些政策使得西汉在刘询的统治下出现了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的局面，为“孝宣之治”的实现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3．文化建设举措

汉宣帝刘询在文化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其中召开石渠阁会议和颁行《史记》堪称两大重要举措，对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意义深远。

石渠阁会议召开于甘露三年（前51年），当时的背景是儒家思想虽已成为官方正统思想，但在学术层面存在着诸多分歧。不同的经学家对儒家经典的解释各不相同，形成了众多的学术流派，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儒家思想的统一和传播。为了整合儒家思想，统一学术观点，刘询决定召开石渠阁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儒家学者齐聚一堂，围绕《五经》的异同展开了激烈的讨论。会议由太子太傅萧望之主持，汉宣帝亲自参与并裁决。学者们各抒己见，就经义的理解、阐释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交流和辩论。最终，会议对《五经》的解释达成了一定的共识，形成了统一的学术观点。

石渠阁会议的意义重大。从文化传承的角度来看，它对儒家经典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规范，使得儒家思想的传承更加有序和准确。不同流派的学者在会议上相互交流，促进了学术的融合和发展，为后世儒家思想的研究和传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次会议进一步巩固了儒家思想在西汉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推动了儒家文化的繁荣。它激发了学者们对儒家经典的深入研究和探讨，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儒家学者，为儒家文化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持。

颁行《史记》也是刘询在文化方面的重要贡献。《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司马迁花费14年时间写成。然而，由于书中的一些内容被视为离经叛道的“谤书”，在司马迁去世后的20多年里一直未能公开刊行。